一个在印度创业的中国记者的回乡手记必胜客业绩连续下滑 披萨在中国市场走下神坛
腊月27，我拖着一只巨大的黑色行李箱，从印度班加罗尔回到湖北洪湖西岸的家乡，这是我四年来第一次在老家过春节。
在键盘上敲打这篇文章时，我才意识到，过去三年的春节，我不是在世界各地旅行，就在准备去旅行。
2015年春节前，规划去刚果（金）采访，因签证延误，在燕郊的公寓里，我度过一个焦躁的春节。三周后，在印度洋上的桑给巴尔岛，对着蓝宝石一样不真实的海面发呆时，我接到电话，通知我拿到去美国的奖学金。这是我“折腾史”的开端。
2016年春节，在华盛特区北郊一个叫银泉的小城，我给班上十多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和老师做了一顿“豪华”中餐。这是我频密的旅行里，难得的静谧时分。
最近的2017年春节，我在印度。但大年初一那天，我是在新德里去孟买的火车上，还是停驻在令我咳嗽不止的新德里，记忆完全失焦。总之，过去一年，我的生活，就像永远不缺意外的印度火车，脱离了一个35岁的中国年轻人的“正常”轨道。
如今，我生活在印度南部高原的一个比北京还拥堵的新兴城市，但我更愿意称那里为家。而江汉平原上的这个普通村庄，是家乡，更重要的意义，是我父母、奶奶和外婆依然生活的地方。
催婚，并非中国特色
在我们村，我是正面典型，也是反面的软文例子。
“好好读书，就可以像叔叔一样，去国外。”在不少场合，我被当着榜样，展示给我的侄儿侄女（嗯，还有侄孙）。在他们面前，我是个符号，代表知识改变命运，或者，寄托着村里同龄人的单纯梦想，去远方，跳脱出当下生活的种种限制。
当然，我没有告诉他们，国外也许并不是美国，还有可能是印度——一个由各种玩笑和蔑视组合起来的国度。
反面跟我未婚有关。小时玩伴里，不少人的小孩快初中毕业了。
“什么时候结婚？该结婚了！”在和乡邻碰面不得不打声招呼时，这些玩伴永远是最直白的。
我不时在朋友圈调侃家乡的催婚戏码。其实，对待婚姻的态度，随着阅历见长，我变得愈发从容。男性角色或许给我了一些便利，更重要的是，我已从全人类高度认识这个像“难民”一样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催婚还真不是中国的特殊国情。
在印度，这个“问题”同样令年轻人头疼。索赫妮，印度知名女记者，来自加尔各答，我在新加坡亚洲记者项目里的同学。
你父母催婚吗？和她在新加坡的食客中心喝啤酒时，我问她。她说，就因为婚姻问题，她没法和父母在一起生活，她选择和祖母住在一块。“和你不一样，我们女性身体里，成天有个闹钟在哒哒响呢。”
很不幸，在印度，逼婚、催婚的压力大多落在女性头上（至于为什么不是男性，后面会解释）。
这次回乡，父母和姨妈似乎达成某种默契，催婚调门不再像村头的高音喇叭。临走时，父亲也只是旁敲侧击：“今年家里需要重新装修下吗？”
我不清楚，这是表弟表妹们不断洗脑的结果，还是乡村社会的进步。
印度父母和中国父母
到家当天，母亲指着院子里晾着的两条秋裤，说这是你姐给你买的。
从印度回国前，几番和她通电话，我们在“秋裤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路线之争。
在美国那年，我变成了一个时尚的、忠诚的不穿秋裤主义者。母亲得知，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里，我竟然不穿秋裤，她吓坏了。这两年，我们没为这个少吵，在她看来，“秋裤”维系健康，“婚姻”则是安身立命之处，一样都不可或缺。
自从我游历的国家越来越多，母亲对外国的印象越来越抽象，但也越来越具体。
在她眼中，外国分两类：必须穿秋裤的和不用穿秋裤的。美国是前一类，印度是后者。
无论在“秋裤”还是“婚姻”问题上，按照印度标准，我都是个不折不扣的忤逆子。
为什么印度男性不存在逼婚的问题？主流价值里，自由婚姻仍未被广泛接受，包办婚姻至今大行其道。给自己儿子物色一个合适对象，更多被认为是父母的责任。
不止一次，我问班加罗尔的年轻司机们，你谈恋爱没？
回答没有。
那你不着急结婚吗？
司机笑笑，我母亲会给我找的。
如果说，印度司机宽容包办婚姻，我尚能找出理由，譬如，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观念还没开化。但印度精英阶层，在欧美留学过的海龟，同样不排斥包办婚姻，就令我困惑不已。
另一位在美国的同班同学，2016年12月，她弟弟在德里结婚，她专门赶回去。后来得知，她的弟媳是从印度相亲网站上找的。不过，他弟弟在德国工作，他父母经营着他的账号。
类似情况在印度十分普遍。中国城市的父母在相亲角里为子女举牌吆喝，印度父母的根据地则在相亲网站，紧盯电脑屏幕。
包办婚姻背后，也折射着家庭的权力结构。在家庭场域，印度父母比中国父母享有更多权威。
回到家，我和父母说话，就好像在通电话。说不了几分钟，我们就当着面挂断了。长时间的独处和异国旅程，疏离感成了我个性中的新基因。一旦被浓烈的情感包围，我变得很不自在。
不过，春节期间，无论我起床，还是入睡时，母亲似乎永远在厨房忙碌。我甚至吃到了自家地里的新鲜蚕豆。四月份收割时，母亲把它们装在塑料瓶里，急冻，在冰箱理里待上大半年，等我和姐姐一家聚齐，然后解冻，和浓烈的散装白酒一起下喉。
母亲做的家乡小吃，米团
在湖北老家，春节少不了藕。为了让我们吃到口感更佳的藕，母亲没有去市场买。去年，母亲下荷塘，从淤泥里挖出来几十斤。
母亲用她调制的食物和我对话，我们好像都习惯了这种对话方式——中国式的对话方式。
在地上打滚的人
和母亲相比，我和外婆更近些。她已卧床四年多，精气日渐暗淡。每次离开她，我都觉得，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回家的动力，相当一部分来自她。
站在外婆床头，家长里短，我更自然。反之，和父母的沟通，似乎还堵塞在青春期。
我大概算第一代留守儿童吧。
1995年，我开始上初中，靠种十几亩水稻，家里入不敷出，更不用说我以后的教育。
1990年代开始，农业税费开始在湖北急剧增长。同时，农产品价格低迷，农民开始大面积抛荒。这场系统性危机被学者温铁军称为“三农问题”，即所谓“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湖北作为传统农业大省，粮食生产主要依靠腹地江汉平原，家乡成为媒体解剖“三农问题”的切片，年年上南方周末头版。给总理上书的著名乡镇书记李昌平，和我来自同一个镇。
父母那时候出过最远的门，是省会武汉。母亲一个字不识，他们都不会说普通话。但是，1995年春节后，父母决定去深圳养鸭，自此，他们缺席我敏感的青春期。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虽然无法填补父母的角色，他们成为青春期的在场者。外婆家离我家直线距离不到两百米，她和奶奶的角色并无差别。
大年三十夜，外婆告诉我，她想回自己家里过年，即使在女儿家住了这么久，她仍不习惯。但是，如果她能站起来回自己家过年，恐怕也会失望，如今的年味已经很淡。
在老家，只有两项乡俗未被抛弃：三十晚上，吃顿年夜饭；初一那天，给在世的老人拜年后祭祖；几年碰不到面的家族成员，在坟头上一起烧纸钱、放鞭炮。
这项仪式对我有特殊意义。那些新添的坟头，就像沉默之书，讲述家族里的变故。
去年的新亡人是大伯，年前刚过世。去年9月，在他家门口，我见过他最后一面。他那时刚做完手术，手里摊着一本杂志。母亲说他脑筋和耳朵都不行了，我吼着问他，知道不知道我是谁？
家乡习俗，夜里要在锅里点一掌灯
他没有犹豫，答出我小名。但是，后面任凭我吼什么，他再没答一句话。
我至今不解，他到底是如何认出我。
2000年左右，父母在深圳养鸭失败后，他们到湖南浏阳走街串巷收废品。大伯一家也干着同样的营生。有回，去他们家串门，远远的看到大伯拉着一满车废铜烂铁，正在上坡，身体几乎要蹭到地面，伯母则在后面弓腰往上推。
这个情景令我震撼，2001年，我考上大学，多少与在浏阳受得刺激相关。父辈们在异乡的遭遇，提前催熟我。
上坟前，母亲在厨房里回忆，当年我去大学报到前，大伯还给我50元当路费。我不知道，这需要多少车废品才能换回来。这有对知识的尊重，也有对我的期望。
刚到班加罗尔时，在一家临街咖啡馆，我和远在美国的土耳其裔导师通过电话，她问我：你如何克服内心恐惧下这个决定到印度来的？
正月初一，上坟时，我在烧纸钱，浓烟熏得睁不开眼，大伯母站在旁边，不知道是和我还是大伯说话，“一辈子啊，都是在地上打滚打过来的。
她意思是说，大伯一辈子都在打滚求生。这也是我要传递给我导师的准确答案，因为我也是个在地上打滚的人。
阶层
大伯的丧事是父亲一手张罗的。他去世时，他的大儿子、我的大堂哥在海南，另外两个儿子分别在贵州和湖南。
父亲在村里当会计，春节前，为了几十块钱的排灌费，大堂哥到我家，和父亲起了争执，差点把我家桌子掀了。
大堂哥已不年轻，50出头，但还像年轻时一样莽撞冲动。我读小学三年级那年，县里特警在夜间摸进我们村，大堂哥和十几位青年人被一网打尽，成为县里著名的“流氓团伙”，他们还因此上了《知音》杂志。
在90年代末，在老家，村村之间的械斗仍很普遍。大堂哥和他那些同案犯们，无一例外都是狠角色，不占上风从不罢休。犯罪事实中的一条，因一起琐事，打到邻村，把对方的房子拆了。
大堂哥们嚣张跋扈的去拆人家房子时，少不了我们这些跟者的“尾巴”。家里人一度非常担心我，怕步大堂哥的后尘。
只有在市场经济的春风以不可阻挡之势吹到村里，年轻人的精力才被消耗到流水线上。
如今，在适应了城市节奏后，我的堂哥和同龄人，也小有成就，大多在沿海地区经营早餐店。在村里，我常常被一种不真实感笼罩，我的归属该和他们一样，在深圳或者厦门的街头卖早点。
其中的机缘，或者只能由命运解释。就像我的前同事袁凌所书，命运像是一副巨大的筛篮。
这也只是我这样乡镇青年的矫情。
但从家乡出发，我没有上过学的母亲，扛着被褥行李去深圳养鸭；从家乡出发，我的兄弟们在深圳的工厂边摆起一个早餐铺子。从家乡出发，我不管是途经华盛顿，还是新加坡，如今在印度班加罗尔做一个要面向亚洲区域的科技媒体。这并无本质差异。
或许是因为来自中国最底层，我仍然不适应印度依然分明的等级制度。
帕拉维·艾亚尔曾是《印度教徒报》常驻北京的记者，她曾撰写《烟与镜：亲历中国》一书。在书中，她写到一对在胡同里扫厕所的安徽夫妇。他们并未因自己的工作而觉得低人一等。
而在印度，工作依然和身份有强烈的关联。在班加罗尔，如果你工资超过2500元人民币，就可以请得起一位佣人做饭、打扫卫生。因为他们的工资只有200到300元。
与中国保姆不同，印度佣人具有天然“低人一等”的意识。譬如，我们在聚餐时，曾多次邀请印度佣人和我们一起享用，但从未成功过。
在中国，当下不平等的根源或许来自户籍制度，而在印度，仍与敏感的种姓问题有关。
回老家前一周，我在印度北部旅行，在颠簸的乡村公路上两边，油菜花已经盛开，田间散落两层砖楼，像极老家的风景。
印度北方的农村
在比哈尔邦的菩提迦耶，我待了四天。白天，我在小镇上的一间咖啡馆内工作，傍晚到菩提树下静坐。菩提迦耶之于佛教徒，就像麦加之于穆斯林。佛祖悟道的菩提树，依然枝繁叶茂。后来的佛教徒们，在树下修了摩訶菩提寺。
菩提迦耶的摩訶菩提寺和菩提树
立在摩訶菩提寺门口的一块碑铭，记录着佛祖一句平淡无奇的话：人是否成为婆罗门，唯一能决定的，乃他在世的行为，而不是出生。
佛祖出身刹帝利种姓，仅次于婆罗门。他在2000多年前就试图实行平等革命，而至今，这对印度底层出身的人而言，仍是桎梏。
你在印度挨打过吗？
正月初三，离开老家去岳阳东站坐高铁，姐夫在开车，我和姐姐坐在后排。她问我：还在印度待多久？
无论在中国抑或印度，这是我遇到的最频繁的问题。我常犯难，因为口袋里并没有具体计划，某年某月离开印度。
但提问者，无论中国人还是印度人，背后隐藏着一致的假设：印度只是我的中转站，此地不宜久留。看看多少印度裔在美国吧。
中国人对印度的盲目厌恶和优越感，则来自印度糟糕的卫生条件、时刻处于失控状态的交通状况以及骇人听闻的强奸案件。
中国和印度互为镜像。中国基础设施的进步确实令人震撼。即便我们老家偏僻的湖乡小村庄，自来水、公路已经通到每家每户。父亲说，今年村里会通上管道天然气。
而在班加罗尔，即便市区最繁忙的商业街HOSUR路，也是坑坑洼洼。别说管道天然气，我在班加罗尔的家里做饭，只能买液化石油气。而买一罐新气，你需要提前一周向加气站申请。
即便如此，每次在中国待上一周，我便迫不及待的想回班加罗尔。
必胜客业绩连续下滑披萨在中国市场走下神坛
必胜客业绩连续下滑披萨在中国市场走下神坛
来源:北京商报(北京)
（原标题：业绩下滑必胜客尚能饭否）
2月8日，百胜中国发布了拆分后的首份业绩公告。根据公告数据显示，去年，百胜中国全年营收65.2亿美元，净利润5.02亿美元，百胜全系销售额增长5%。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同店营收方面，肯德基增长3%，必胜客下降7%，必胜客仍然没能扭转同店业绩连续下滑的颓势。身陷披萨红海的必胜客如何让品牌走出逐渐老化的困局，并吸引更多的年轻客户群体，是这家公司亟待解决的问题。
必胜客业绩连续下滑
根据百胜中国的公告数据显示，四季度营收为19.8亿美元，净利8800万美元，同比下降29%。但2016年全年，总收入67.5亿美元，虽然同比下降2%，但净利润达5.02亿美元，同比增幅高达55%。百胜全系销售增长5%。虽然全系销售增长，但同店销售方面，去年四季度肯德基销售增长1%，必胜客下降了3%。
2016年全年，肯德基同店销售增长3%，必胜客同店销售却下降7%。而事实上，必胜客自2015年一季度起，同店销售持续下降。百胜的季报数据显示。2015年，在中国市场，百胜餐饮一季度同店销售下降12%，其中肯德基下降了14%，必胜客下降了6%；二季度百胜餐饮同店销售下降了10%，其中肯德基下降了12%，必胜客下降了4%；三季度，肯德基的销售有所好转，销售上升了3%，但必胜客销售仍然下降了1%；而在四季度必胜客销售下滑达8%，全年整体下滑了5%。
“2016年对于百胜中国来讲是重要的一年。”百胜中国首席执行官Mickypant说：“我们成功地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开上市的公司，同时提高我们的业务表现和面向未来的投资。2016年底全国已布局超过7500家的餐馆。”
财报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百胜中国新开店面575家，增速达5%，目前店面总数已达7562家，其中肯德基店面5224家，必胜客1714家，必胜宅急送等其他类型的店面合计624家。“我们超额完成了2016年的财务指标，未来我们将继续专注于我们增长方式：新店的拓展、同店销售增长，并持续提高餐厅利润率。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提供积极的同店销售增长。”Mickypant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百胜中国17%的销售额来自支付宝这样的移动支付工具，2016年，非现金支付已经超过了20亿美元，在总销售额中的占比超过30%。另外，外卖也贡献了10%的销售额。
百胜中国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必胜客同店业绩出现下滑，但并未影响到必胜客整体营收的增长及盈利状况，百胜中国及旗下品牌都在不断进行新的尝试，以期更好地服务消费者。
披萨走下神坛
在中国食品产业评论员朱丹蓬看来，必胜客在中国市场的同店业绩连续下滑，与披萨这一品类在中国市场走下神坛以及必胜客本身的市场定位有直接关联。“目前必胜客仍然是以披萨为主打品类，但是这一品类在中国餐饮市场已不如曾经刚进入中国的时候火爆，中国消费者对于披萨的喜爱程度也逐渐下滑。”朱丹蓬说道。
事实上，披萨走下神坛不仅影响到必胜客，一些以披萨为主打品类的餐饮品牌都受到一定的影响。自2015年开始，以披萨自助起家的好伦哥开始向海鲜自助转型，并相继推出了多个以海鲜自助为主打的时尚餐厅。去年底，好伦哥索性推出了海鲜自助新品牌“海盗5号馆”。好伦哥相关负责人曾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海鲜是目前餐饮消费的新风口，单靠披萨这一品类对于好伦哥而言，发展的难度将会越来越大。
此外，有业内人士认为，除了好伦哥外，达美乐等外来披萨品牌也在不断发力中国市场，并借助外卖平台多线布局，挤压了必胜客的市场空间。与此同时，国内的披萨品牌也越来越成熟，并且推出了很多迎合国内消费者口味需求的披萨产品，此外，很多国内披萨品牌都是以自助餐的形式呈现，方便这些品牌将披萨与各类产品以及中餐餐品嫁接，并且相比外来品牌拥有更为明显的价格优势，早已具备与必胜客这类外卖披萨品牌竞争的实力，让披萨市场逐渐成为一片红海。
朱丹蓬表示，必胜客业绩连续下滑与必胜客的市场定位亦有一定的关系。在他看来，必胜客的市场定位并没有随着披萨这一品类在国内市场的地位变化而变化，“必胜客定位是休闲时尚餐厅，客单价格比快餐厅要高很多，但是随着披萨这一品类在国内消费者的认知中越来越趋近于快餐，随着国内快餐品牌的快速发展，让很多价格较高的休闲时尚餐厅压力越来越大，而所谓休闲时尚餐厅的定位，其实并没有清晰的目标客户群体与之相匹配，因此不仅是必胜客，很多休闲时尚餐饮品牌都在面临着增长缓慢以及同店业绩下滑的问题”。
另外，必胜客进入中国市场多年，亦存在多数餐饮品牌都在面临的品牌老化的问题，但国内餐饮市场中却不断有新兴餐饮品牌不断涌现，分流必胜客的用户群体，这也是造成必胜客同店业绩下滑的原因之一。
需重焕青春
事实上，必胜客方面也正在不断通过各类方式为这位休闲餐饮一哥注入活力。同样是在2月8日，百胜中国宣布任命屈翠容（JoeyWat）为百胜中国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向百胜中国首席执行官潘伟奇（Mickypant）汇报；百胜中国同时任命黄进栓为肯德基中国业务总经理，向屈翠容汇报。据了解，屈翠容此前担任肯德基中国首席执行官。担任百胜中国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后，屈翠容的职责将得以扩大：除了肯德基业务，她也将整体统率必胜客休闲餐厅和必胜宅急送业务。
这一人事任命也被不少业内人士解读为百胜中国将发力提振必胜客业绩的信号。百胜中国首席执行官潘伟奇表示，在屈翠容的领导下，包括必胜客休闲餐厅和必胜宅急送业务在内的必胜客业务将会受益。
在此之前，必胜客也曾在年强化方面做过很多尝试。包括推出披萨DIY餐桌以及工业风格的门店等措施以迎合目前年轻消费者对于餐饮的多样化需求。今年1月6日，必胜客联手施华洛世奇推出由2.6万颗施华洛世奇元素打造成的必胜客经典款超级至尊比萨等。必胜客企划总监叶丽燕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跨界时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令品牌更加年轻化，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者。
朱丹蓬认为，即便必胜客目前出现同店业绩下滑的情况，必胜客仍然在国内市场拥有明显的规模优势及品牌优势。但必胜客的确需要在产品、环境等方面不断创新，为必胜客注入新的活力，并恢复同店增长。他同时分析，相比肯德基，必胜客的产品本土化仍有所欠缺，“必胜客需要迎合的不只是年轻人的需求，更是国内年轻人的需求”。（韩玮/制表）
本文来源：北京商报作者：徐慧郭诗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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