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漂」到「杭漂」，这是6个人关于城市、工作、焦虑与选择的故事派送费上调前传:快递员称送1件赚1元成人工流水线

「要离开北京么？」

这是一个对于漂在北京的年轻人来说无法回避、不时被提及的问题。每到年底，这个问题就会像固定节目般出现，被讨论、被争论，有人行动，有人则没有。

在行动的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选择了杭州这个城市。我们采访了十几个从「北漂」变成「杭漂」的年轻人，聊了聊这一变化背后的东西。

它有可能变成一种趋势么？我们不知道，也想通过这些故事，听听你的想法。无论你身处哪里、如何看待「离开北京」这个事儿，我们都想要听到你的故事。文末给你了一个讲出自己故事的机会，关于城市选择、关于工作与生活，关于焦虑。

在1995年的电影《混在北京》里，「留下或离开」就是困扰着第一代北漂青年的问题。他们怀揣着梦想、聚住在二环内的筒子楼里。打拼数年后，有人终于找到了扎根的方法，也有人带着愤懑和不舍离开。张国立饰演的文学评论家沙新决心跟待产的妻子回家乡，他在告别的火车站台上留下一句：最喜欢的还是北京。

22年之后的北京，北漂面临着的仍然是同一个问题，除了住在二环内和住在五环外的区别，还有日益严重的雾霾，更加严峻的落户政策等问题。「留在北京」变得越来越难。因此每到年底，「逃离」就变成了一个热门词。

去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北京20年来的外来新居民中，近年来曾经动过离开北京想法的占调查对象的80%，但真正有可能付诸于行动的人只有28%.

这28%的人去了哪里？杭州也许是其中一个答案。

从「北漂」到「杭漂」，无疑是一股暗自涌动在互联网圈的浪潮。近一年，不少漂在北京的年轻人都做出了这个决定。我们相信这不是孤立的事件，因此我们找到了更多做出相同决定的人，并且和他们聊了聊这件事。

就像文章开始提到的那部电影一样，我们认为每个年轻人自己的生活就像电影一般，现实、充满戏剧性且能以小窥大地看到一些东西。于是在讲他们的故事前，我们先快速认识一下他们。

「留在北京，真的太难了」

小小第一次有了逃离北京的想法，是在2015年的冬天。某天，小小在西城区外文局5层的办公室往外看，她发现一街之隔的一栋写字楼不见了，窗子外边，像贴了一张灰色的塑料纸。后来的一段时间，她的嗓子都很不舒服，在家休息了几天，不敢出门，也不敢开窗。

但直到今年年中，小小才想明白了：她不会留在北京一辈子。

除了雾霾，真正促使她离开的原因，还是和大部分挣扎在北京的外地人一样——户口和房子。

「钱还好说，户口的问题几乎没法解决。」小小说，在北京要想落户，要不一毕业进大国企，要就考公务员、进事业单位，像她这样一毕业就投身互联网大潮的人来说，几乎与京户无缘。

「我毕业那会儿没考虑过这些，现在年纪也大了，也要开始考虑以后孩子的教育问题了。在北京没有户口孩子怎么上学呢？要么就足够有钱，上国际学校，一年几十万就没有了。」

但就算拿到了京户，房子这座大山也难以逾越。2016年12月底，陈苍苍接到房东打来电话：房租要涨。男朋友还没回来，她一下子哭了，想着，明年一定要买房了。

也是在去年年初，陈苍苍拿到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北京户口，仿佛一切都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接着就是攒钱买房子结婚了。但这一切卡在了房价上。

在京10年，陈苍苍和男友对房子的看法和现行政策高度一致：房子是拿来住的，不是拿来炒的。他们坚信房价不会一直涨，当然事情的走向一直超乎他们的预期。

2007，到2017，一晃10年过去了。2007年，陈苍苍住的四环边上的房子均价只有1万元，2017年，则超过了10万。「按照房价涨的速度，我们要买到一套比较满意的房子几乎不可能。」陈苍苍说，「留在北京，真的太难了。」

今年年初，这对拥有北京户口且供职于知名互联网公司的情侣，第一次认认真真地讨论是不是应该离开北京了？他们很快达成了共识，去杭州。

「我不想等到杭州变成下一个北京的时候，才考虑过去」

杭州在享受着「新一线」的光环的同时，也在面临着猛涨的房价和限购。（第一财经发布《2017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15个「新一线」城市依次是：成都、杭州、武汉、南京、重庆、天津、苏州、西安、长沙、沈阳、青岛、郑州、大连、东莞、宁波。）

两年前，王琦瑶辞去在京5年的媒体工作，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并把家从北京搬到了杭州。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王琦瑶总觉得江南的样子就是杭州了。这是一种刻板印象，难以磨灭，以至于想到离开时，感情上就偏向了杭州。

王琦瑶在西湖边

去年3月，王琦瑶在杭州买了一套两居室，装修精美，视野开阔，90平米的面积，她觉得宽敞得惊人。9月，杭州接连出了限购政策，房价大涨，她庆幸自己早早下了决定。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

去年年中，刚毕业的phil就产生了去杭州的念头，当时他和父母就商量着，要在杭州先买一套房。phil着手关注起杭州的房地产市场，借着出差的机会，连续跑了好几个楼盘。但还没等出手，杭州就开始限购了，错过了最后的机会，往后在杭州买房需要连续交1年社保以上才能购房。（注：现杭州的落户政策已升级为“自购房之日起前3年内在本市连续缴纳2年社保以上”）

「错过了杭州限购前的最后机会。这一错过，就是上百万元人民币的损失。」

但这也一定程度上，加速了phil搬去杭州的进程。

另一方面，G20之后，杭州的确正在迎来历史以来最好的机遇。

处在咨询行业，phil常常跟人谈起宏观发展和行业趋势。在他看来，一线城市已经饱和，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只会越来越高，现在的趋势是大的企业正在向外疏散，比如北京的企业都迁到了雄安，人才从一线流到二线，二线得到发展，然后继续下沉。

而在当下二线城市的发展中，杭州无疑是最令人瞩目的。

杭州互联网相关的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大数据等产业发展极快，整个杭州互联网人才的供需存在极度不平衡问题，就像phil说的，只要过去了，就是一顶一的人才。

「我不想等到杭州变成下一个北京的时候，才考虑过去。」phil说。

北京有的，杭州也有

不像北京，对于创业者来说，杭州还存在大量的机会。

某新媒体服务平台创始人老王，选择辞职去杭州创业之前，也看了北京不少众创空间。但左思右想，一是创始团队大多数人都在杭州，二是杭州对创业者的政策更好，最终还是决定将公司设在杭州。

王易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办公楼下的公共空间

眼下行业内有人在探讨的一个议题是「北京与杭州，谁会成为新硅谷？」老王坚信，北京已经看到头了，而杭州正处在上升期。事实上，除了「人间天堂」，人们把杭州叫做「天堂硅谷」。

「尽管，「只要是从阿里出来创业就有VC捧着钱去投资」这样的神话已不存在，但融资渠道仍然比较多，与互联网相关配套机构也相对完整，没有其他地区的官僚气氛，政府效率有一定优势。」

从科技城到海创园，从滨江新城的崛起到环绕的热色小镇，从阿里巴巴的巨人企业到星罗棋布的创业个体……老王认为杭州有创业者需要的土壤。

另一个伴随着杭州电商经济发展诞生的新兴职业，则是网红摄影师。马骏两年前从北京离开去杭州的时候，全部家当只有一个背包和一个皮箱的摄影器材。

他看中了杭州蓬勃发展的网红电商经济，料定市场对网红摄影师还有巨大的需求。如今，马骏的工作室成立1年了，他一年要拍上万个网红。

马骏的工作室

几年前，陈苍苍也从没想过要离开北京，因为担心找不到合适自己的工作。但后来她发现，在杭州也有不少与自己能力相匹配的平台——除了众所周知的几家企业之外，杭州的互联网公司、创业公司、民营企业发展都很不错。在京10年，工作6年，先是在媒体呆了5年，又在创业公司干了1年，因为各种技能傍身，年初决定换工作之后，陈苍苍把简历放在猎聘上，很快收到了offer。

她提到，要是杭州没有那么多选择，恐怕不会有多少人像她这样奋不顾身。但既然北京有的，杭州也有，还犹豫什么呢？

「难的是找到你想要的生活」

大部分从「北漂」到「杭漂」的人，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变。

陈苍苍入职某互联网大厂之后，工作甚至比之前在北京还要忙碌。最初的日子，晚上她下班回家，一路上看到灯火通明的城市和大厦，她都有一种身在北京的错觉，但低头看看道路两旁的草丛与鲜花，她知道她是真的告别北京了。

杭州高新开发区的夜景

在杭州，仍然面对很多问题：工作、房租、朋友……换了一个城市，也会有诸多不适应，陈苍苍也无数次想念北京，想念北京的铜锅涮肉。好在，新的生活也在慢慢展开。

「每一条路都不好走，我不过是选择了一条新的路，继续去奋斗。」

去年在杭州买了房，提前过上安稳人生的王琦瑶总觉得，留在北京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理想在。但对于她来说，做了将近5年的媒体，最初从学校带出来的那点新闻理想也被磨得一干二净了。如今王琦瑶只想过上青年养生，安逸享乐的人生，「也许这是暂时的，但如今比起理想，我更想好好生活」。她还提到，江浙一带的便利程度是北方难以想象的，她常常周末‘逛’去江浙沪，「高铁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另一个城市，这个距离和时间，在北京也就可以横跨一个城区。用‘逛’来表述，毫无违和。」

在王琦瑶看来，难的不是决定，难的是找到离开北京后想要的生活。「有些人希望年轻的时候多奋斗，拼了命地奋斗，但是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好好享受生活才是我最大的目标。」

同样抱着更高的生活追求而来，小小明确地知道，比起大城市快节奏的生活，她更喜欢慢一点的生活。她最大的梦想就是，在江南开一家民宿，偶尔去景德镇做陶，在山林里的寺庙吃素斋……而如今搬到杭州，只是梦想开始的第一步。

一个午后，小小随手拍下的路边的景色

杭州，下一个北京？

尽管我们采访的这些人，去到杭州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他们每个人都提到同一件事情：杭州的互联网生态越来越好了。

从互联网的角度来讲，杭州是新经济的重要代表。除了坐拥阿里、网易等互联网巨头的总部以外，杭州是中国第一座「无现金」城市，拥有全国超过1/3的电子商务网站。

去年夏天，phil拿到四大的offer，和6个同学一起来到北京。按理来说，phil和他的同学们，都处在最高精尖的行业中，拿着远超同龄人的薪水，但如今，他和同学们讨论起来，没有一个人想留在北京——有人想着干满两年就走，有人和他一样，一年也不想再拖了。杭州都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中。

在他看来，北京正在丧失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正如猎聘的数据显示，2017年第一季度，杭州已经超越北上广，成为人才净流入率最高的城市。

杭州可能是北京之外的最佳选择，这也是今天我们想表达的。

电影《混在北京》截图

在这篇文章结束前，我们还有一些真相必须告诉你：

无论是这次我们的采访对象谈到的，还是在办公室里问了一百来人的回答，大部分人都十分看好杭州的未来发展，但提及是否想要离开北京去杭州，只有少部分人愿意尝试。

另一小部分人，对杭州则十分抵触。他们或者是曾经到过杭州，产生了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或者是现在人就在杭州，正体验着想象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一心一意想回到北京生活；还有一种情况，先在北京好几年，又到了杭州，最后才选择回到家乡的小城。

但无论是北京、杭州，还是家乡的小城……关于城市的选择，往往是一段时间的磨合。而无数个「想逃离」或者「想留下」的瞬间，才构成当下。

因此我们抛出这样一个问题：哪一个瞬间你最想逃离你的城市？

我们希望能够听到更多年轻人关于城市选择、关于是否想要离开大城市，关于「下一站」选择的故事。

派送费上调前传:快递员称送1件赚1元成人工流水线

派送费上调前传:快递员称送1件赚1元成人工流水线

来源:澎湃新闻网(上海)

（原标题：快递派送费上调前传：快递员自嘲送一件赚一元、成人工流水线）

2016年11月3日，广东佛山，快递小哥打电话，确认收货人是否在家。东方IC资料图

早上8点，吴越在睡梦中被一个电话吵醒，劈头盖脸就是一堆问。

“你知道自己很讨厌吗？为什么我昨天给你打几个电话都不接？你买的抽湿机到底什么时候送？你不知道我们做快递的双11压力很大吗？！”

从业五年的快递员陆小江第一次爆发了，不止他的客户吴越，连他自己事后想到2016年11月16日的这个电话，都觉不可思议。

2017年春天，陆小江所在的某快递公司上海长宁网点老板胡英汉称，在同吃同住的五六十个快递员里，陆甚至算得上沉默寡言。

陆小江喜欢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叔本华，坦诚自己是个有些悲观的“文艺范儿”快递员。他向来把自己对感情和文字的敏感收纳得妥帖，但这下有些东西发生了变化。

这种变化也正发生在他身处的快递业。

去年快递行业巨头“三通一达”（申通、圆通、中通、韵达）接连上市，大城市的房价高企带动运营成本上涨，不止在“双11”等特殊时期，每个快递员都需要完成更多的票件才能完成指标，他们也因此被卷入更为浮躁的竞争中。

有调查显示，截至2016年初，全国站点快递员共计118.3万人，若加上揽收、配送、仓储、分拣、货运、管理等职能的物流人员，人数则达到203.3万。但45%的快递员不到一年就离职了，能干满3年的人只有15%。送餐、送水、开专车、返乡做村淘是快递员辞职后的几大主要去向。（数据来源：《全国社会化电商物流从业人员研究报告》，北京交通大学、阿里巴巴研究院、菜鸟网络，2016年）

从业9年的胡英汉算是快递业老江湖了，“前年在上海看房，手里也有点钱，但当时还是想做大网点，房子啥时候不能买呢？现在还在租房，有点后悔了。”对于这份工作，他的自信也有些消退。

2017年2月17日，上海，春节过后，上海多处快递网点“爆仓”，圆通、申通等快递公司出现不同程度的包裹积压。东方IC资料图

敲开陌生人的门

一个跟着胡英汉近六年的快递员跑来说要辞职，胡英汉开车带他去郊区静一静，也想通过谈心挽留下属。

快递员摇下车窗，把烟点着了，“我只要一接顾客电话查件就生气、崩溃。快递这行我真是做得够够的了！”

胡英汉没再劝什么，当然，最后也没能留住人。

他自己也做过快递员，知道周而复始的生活单调乏味、关键是“磨人”。

快递从业人员喜欢把快递的件数叫做票，“你今天手上多少票？”“今天100票，不算太多。”

每个快递员都会负责一带路区，快递配送都是按路分。人和路结合，要是两个人负责同一条路就分单双号。每天先分发扫描再人工细分路区件，放在快递员对应的数字框内。早上从卡车上卸货收件，最晚到六点半。第一批次派件最晚派到下午两点半。第二批次的货派送到下午四点至五点。回来还要将收回的件分拣装车，下班一般七点半。

快递员类似计件工，每派一件的收入在一元左右。联系不上客户，又无人签收，快递员只能为了这一元的收入反复投递。

“假如我一天的工作量是200，至少会有20单这种情况，甚至更多，那么劳动量便更大。每天如此，这几乎是个稳定的概率，”陆小江说。

32岁的陆小江在老家曾当过销售、收银员，朋友一句只要能吃苦，城里快递赚得多，就把从安徽他引来了上海。

他为此不得不适应上海潮湿的空气，熟悉派件的路区，以及在人情冷暖中控制自己的情感。

他是个害羞的人，敲开陌生的门是件需要做心理建设的事情。他去送件，砰砰敲门，起初会说你好、再见，但经常碰到的情况是，他说完你好，在屋里的人不开门，让他把东西放门口；或者还没等他把再见说完，就迎面关来一扇冷冰冰的门。

“感觉一面之缘是很奇特的事情，其他人一辈子都不可能经历这么多家人。你敲门的一刹那，你看到他们，就会叫声阿姨、叔叔。有时会看到可爱的小朋友，你这一整天都会很开心。但也会有不开心的家庭，有时跑上去敲开门，原本想说你好，但震惊了，你会看到一个不熟悉的世界。”

他慢慢习惯在派件的万花筒里看人生百态。

有次他去送一份6楼的快递，爬上楼梯敲门没人响应，电话打了两遍没人接他就走了。在送了两个快递之后，前一家的电话回过来，是个女孩，让他把快递放邻居那里。

但他从六楼到一楼来回跑，所有邻居都不开门。他又打电话，女孩冷冷说，放家门口吧。

他看到五六楼之间在做水泥工程和粉刷，于是向女孩解释将快递放在门口的风险，让她尽快把东西拿走。女孩不耐烦了，开始光火，他一冲动把电话挂了。

没多久，他就接到了客服转来的投诉。

他再去投递时，发现女孩就是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屋里的电脑屏幕上显示暂停的游戏界面，一副涉世未深的模样。

他说自己会忍不住想，小姑娘以后会不会吃亏，父母给她灌输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还有一次，陆小江去敲门发现客户不在家。隔壁大妈主动说帮他代收。于是他打电话给没在家的客户确认，陆小江当时开着电话的扬声器，对方却大声地说不要邻居收，态度傲慢无礼。

挂了电话他只好无奈地对大妈说不好意思，然后把这个件带回去。“后来我发现隔壁阿姨对谁都很好，真的很好，而那家人对谁都不好，但两家人却住在了一起。这件事跟我无关，但你会发现世界有一半是很美好的。”

“五年前，我刚开始接触快递的时候，人们对于快递的新鲜感很强，时间久了，便觉索然无味。从侧面上也反映出，客户对快递员的工作认同度降低，对快递的要求越来越多。”

在2009年之前，现在上市的这些快递公司都被归为“黑快递”，快递没有合法身份，也没有合法空间。2010年后快递行业进入快速增长期。自2015年12月以来，申通、圆通、顺丰、韵达、中通五大快递企业已经基本完成境内或境外上市的征程。

资本的果实，一线劳动者似乎并没有机会亲口品尝。陆小江觉得，流汗付出劳动叫辛苦，付出劳动却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则是心苦，而快递员正在走向后者。

2017年4月12日，北京五道口，街边的快递摆起了地摊。东方IC资料图

“抢路大战”

同一个站点的快递员竞争主要在路区。

三丰是老板胡英汉的安徽安庆老乡，他的派件路区令同事羡慕——高级写字楼，机关单位，高层住宅小区。派件轻松，收件多，收入稳定。

他不用爬楼。到了白领们的上班时间，一般他坐电梯到一幢大厦的顶楼，把件从上往下送。“上楼要坐货梯，下楼就可以坐客梯，这样不会有保安说你。送写字楼的快递的时间久了，也就跟前台熟。”

顶楼第一家，他把快递往前台一放，前台大多已经被一堆快递挡住了脸，走近去送时，前台的姑娘头也没抬，拿着他递过去的单子就签了。

只有保安看到记者跟着他，会逗趣说，“你要走了？带徒弟呢还是你老婆啊？”三丰只会害羞地摇头。

贵州铜仁来的宋强远就没那么幸运，他负责派送的区域集中在上海的老小区，多层住宅。“刚开始，他们叫我慢慢跑，我跑了三个七楼，两个六楼后受不了只能坐地上呼呼大喘气。”

一个月他熟悉了路区里的捷径和暗道，半年他熟悉了路区的琐碎状况，比如哪些人工作日几点到几点在，不在有没有人代收，哪些人会用奇怪的名字买东西，哪些人格外挑剔外包装整洁……有些办公楼里弯弯绕绕没有标号，他跑起来轻车熟路。“天天跑，傻子都背出来了。第一次来谁都犯迷糊。”

临近中午高峰期，货梯中挤入了外卖员，看到楼层的按钮被按得几乎层层停，外卖员神色紧张起来，不停看自己手机里的送餐倒计时和电梯显示屏缓慢变动的楼层数字。最后，他没到相应楼层就下了电梯。

“他们限制时间，只能爬楼了，超过时间一单就白送了。”说到这，宋强远显得笃定。

他的路区还有家医院需要派件，“有次送个淘宝件，一打客户电话，接电话的人说，那人已经被推进手术台了。也有个医生还在给病人做胃镜，洗了手出来取件的，或者是有些大夫在动手术，护士给接电话的。”有些医生护士没空逛街，常在网上买东西，他能记住对方的名字。

唯独很少有人关心他叫什么名字。

他顶多只是用户手机上的一串数字，连给客户发消息，他都只会写自己是某快递公司的快递员，不会写名字。

由站点老板划定快递员的路区，对快递员来说是否不公平？

胡英汉解释道：“站点会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比如总部给站点两元一件的派件费，站点给快递员一元一件的收入。如果区域较难派送，那么适当提高派送价格。”

各家快递公司的竞争则主要集中在收件中。“目前快递服务都差不多，主要看客户和快递员那么多年积累的关系了。如果没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客户选择主要看寄件价格。”胡英汉说。

张西西是胡英汉手下的业务拓展员，主要工作就是出门谈客户，跟哪家公司谈成了就给对方一叠面单。

说起来容易。张西西一天到晚在外跑，常常碰一鼻子灰。看哪家公司有可能就进去说两句，他说被拒绝的次数多了，一种是对方有固定合作的快递公司，另外一种是快递需求很少，甚至没有。碰到前一种情况，他还会再试几次，哪怕把利润压到只有几分钱，也要把客户拿下来。

一张面单成本2.5元，常常有公司的客户写错了个字就扔掉一张，一本面单总要浪费不少。张西西看着心疼，就跟老板建议说，应该向客户按照成本收面单费，比如给一百张就收250元。胡英汉听着摇了摇头，“你收别家不收，那人家为啥要跟收钱的合作？”

杨天理解这种快递业激烈竞争的尴尬处境，他从广州大学物流专业毕业后就在广州一家快递公司从事管理工作。“站点收入主要来源于派件和收件，利润来源于和总部所给出底价之间的差价。总部给出的底价也对于不同的站点也有不同，假如一个站点完成了当年总部给出的业务量，那么底价也会有优惠。相反，如果总部给出了比较优惠的价格而站点却没有足够的业务量，那么第二年总部便会不再签约或者换人。”

胡英汉现在每月要准备几百万元的流动资金，除了人力、车辆、房租等固定成本外，还有上交总部的保证金，保证金数额与票件量成正比。

“总部根据区域收货、派货情况收定金，作为保证金，其他物资站点自己置办。假如处于市中心，收件不多，以派件为主，定金情况居中。假如处于偏远地区，定金较少。若处于淘宝电商集中的郊区，则收价比市中心要高。这个价格的制定主要依据上一年的数据、管理区的实地考察情况以及同区域其他快递公司的数据情况。”

为了避免贷款垫付，胡英汉回绝了有拖欠账款史的大客户，“之前遇到一家造船的，他们欠了两个月的款就申请破产，法院还通知我们去，因为欠我们的债不多，就没去要。”

2017年5月5日，北京，一名快递员在送货。东方IC图

“人工流水线”

休息不足、薪资不高、考核严厉成为很多快递员离开的理由，而最让陆小江郁闷的是，“如人工流水线的快递工作本质上是对精神的否定。”

根据菜鸟网络提供的数据，2016年“双11”当天有6.57亿的包裹量。

它们连在一起，相当于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38万公里；当它们平铺开来，能足足铺满5个澳门。这一战役的繁忙程度甚至已超过春运，涉及人次超过30亿，堪称“第二春运”。当它们配送的距离加起来，远远走出太阳系。

杨天回忆，2013年11月，那时他念大二，为了不在网吧玩物丧志，他在目前工作的站点赚外快，也第一次直面疯狂的“双11”。一天发18000票件，用了三天消化完所有快件。2016年是他毕业后参加工作的第二年，这年“双11”一天就四五万票，最多的一天是13万件票，最终花了8天才消化。

在胡英汉的站点，平时每人每日派件量在150票的，到了“双11”就是300到400票。由于人手不够、休息不足、投诉率高，陆小江所在站点去年因为消费者的购物狂欢损失了近20万元。

2017年4月初，记者第一次跟陆小江交谈，问他为什么去年“双11”没能把持住情绪？“这种心情或许就好比女性十月怀胎，在最后的阶段遇到了问题。”他说，“你知道这是最简单的工作，连这个都做不好就够让人沮丧了。”

胡英汉说快递员玩了命送，送不完、送得晚都会挨投诉。“使用快递的人多了，大家对服务质量有要求，也有投诉意识了。”

鸿姐是个胖墩墩却精干的女人，在这个站点做客服主管，她说每年“双11”前她最怕有人突然离职。“如果陆小江突然走了，那广元西路虹桥路这一带谁来顶替，一天100多票件谁来处理？如果明天人员到位了，他一上手就能把100多票件都送完吗？我们每天过来5000票件，签收率要达到80%，那就是我要签收到4000票，到双11一天就是一万票件，大伙如果突然离职了，这几千票件怎么办？签收率不达标有人投诉罚款就下来了。”

怕快递员离职，站点押了每人一个月的工资，但还是备不住年轻人的冲动。比如快递员赵涛，刚来干了半个月，突然被客户投诉，一冲动就甩衣服不干了，押金也不要了。

日子不好过，到了今年4月，客户投诉率直线上升。老板胡英汉坐在电脑面前，紧紧盯着屏幕，他把鸿姐叫来办公室在他身后站着，两人一起看电脑上的投诉罚单。

“一站站三四十分钟，一条条点开，我这一身肉站那里腿疼。”鸿姐说完撇了撇嘴。

延误、破损、丢件是最多的三类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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