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下公司画的这张大饼，让你产生与组织相互成就的错觉共享汽车途歌涉嫌非法营运：出事故或推卸责任
“所谓社群，就是以共同的价值观构建的组织，宗教、政治团体、兴趣小组等等。正因为有了价值观的加持，有了改变世界的愿景，才使得一些企业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巨人，这在工业大生产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文/汪洋本刊主笔
法国哲学家加缪在《局外人》中阐发了一个观点：由于人和世界的分离，世界对于人来说是荒诞的、毫无意义的，而人对荒诞的世界无能为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对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著名导演蔡明亮用一系列电影准确地表达了这种荒谬的情绪，一种源于生活、低于生活的孤独和乏味，仿佛世界被消解了若干维度。作家查尔斯·沃格也认为，局外人就是怀疑“我到底能不能拥有我想要的朋友”以及“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我能融进去的地方”的人。
然而另一方面，人又是必然的社群动物。一项历时75年的“成人发展研究”表明，与不孤单的人相比，在社会上处于孤立状态的人不仅幸福指数较低，较早感到健康状态变差，寿命也较短。另有一份超过30万人参与的2010年的研究显示：“缺少社会关系对健康的危害和抽烟酗酒相当。”冷战时期，北约为研究和对付华约国家的“洗脑”，秘密执行的“心灵控制计划”中的一项“感官剥夺”，即将实验人员独自关入狭小不透光的空间，阻绝了他们与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联系，除了一个作为被试的护士感觉好极了，其他被试人员很快就崩溃了，很多人出现了幻觉，并觉得这种研究对身心的折磨堪比酷刑。
加缪对当时西方人与人疏离的现实，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描绘，也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它的反面，就是东方诸国史诗般的集体化运动。
个体有限而整体无限
西方文化，尤其是英国的绅士文化强调的人格独立，带来了东方人眼里的过度理性和“缺乏热情”。当人以“自我”去面对世界时，就不得不扛起他所作所为带来的责任，这需要极为成熟的心智。对很多人来说，这未尝不是一种让人恐惧的事情。加缪和蔡明亮描绘了独孤情况下人的悲凉。
而人在集体中行动时，至少从心理上会觉得责任并不由自我承担，他将一部分自我融入了集体，并因此获得了另一种自由——逃离自我的自由。
很难说孰是孰非。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但对于以感官来和世界打交道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人需要通过以其他人作为参照物来定义自己，才能感知自己的存在，否则就会被“感官剥夺”，陷入崩溃。一种极端情况就是，有人会为了某个集体甘于舍弃生命，乃是以早晚会死的自我的消失，来换取他们认为的集体的永恒存在，融入集体，获得永生，即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林觉民烈士的《与妻书》曾经收入过中学课本，他明知必死而义无反顾的行动，是受中华必然光复的信念支撑的。而晚清政府丧失民心，也不在于它的残暴，而更在于它作为集体的软弱无能，无可寄托。
因此很容易理解，任何一个组织的急速扩张，都是建立在个体的自我牺牲之上的。对那些积极参与社群运动的人来说，把自我淹没在“大我”中，成就了一种幸福感和存在感。一个内心轻视自己的人，常常会提到所在的大城市、毕业的院校、效力的单位，同样出于这个原因。
回到商业问题上，如果没有一个让员工心甘情愿加班的氛围，一个公司很难快速做大，而员工之所以会心甘情愿加班，无非是相信自己会因公司的快速做大而得到成长。我因公司而更厉害，并获得远大于眼前的利益。希望可以让人不顾一切地行动，也可以培养人的耐心。为此一些人愿意牺牲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牺牲娱乐放松的时间，甚至牺牲基本的睡眠和健康。
人为组织做出的任何牺牲，都是建立在对未来的希望之上，将渺小的自我隐藏在组织未来的荣耀中。如果一个人对组织的未来没有希望，就会变得看重个人利益和“理性”，因此更看重眼前。所以，一个企图急速扩张的组织都是竭力赞美未来的，另一个角度，这也意味着对当下的贬低。米兰·昆德拉说：“追求的终极永远是朦胧的，要逃避痛苦，最常见的就是躲进未来。
在时间的轨道上，人们总想象有一条线，超脱了这条线，当前的痛苦也许就会永不复存在。”组织，包括企业组织史诗式的成就，更容易让员工产生在舞台上扮演的错觉——为了未来的荣耀，他们只是扮演短暂的牺牲而已。
社群色彩的企业
《大清律例》里有一条看上去挺奇葩的条款：“凡异姓人，但有歃血定盟，焚表结拜弟兄者，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只要是异姓氏结为兄弟，且有歃血、焚表的仪式，那么就算作尚未实施的谋反，为首的判处死缓。
这恐怕与《三国演义》不无关系，满清发迹前后，《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曾经是文化水平不高的满洲大贵族学习汉语文化和战争知识的教材。对皇太极及其兄弟子侄这些人而言，魏晋这段历史的起点，就是刘、关、张三个陌生人偶然相遇，并在某个桃园里磕了一个头。犹如，美国德州的一场龙卷风讹上了亚马孙丛林里的一只蝴蝶。
而这种“歃血定盟”，对于快速成长期的组织却有着很大的意义，尤其是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某知名投资人建议，小公司不要过早地引入管理手段。因为，对于一个还在急速成长中的公司而言，引入管理可能会“很伤士气”。历史上，从兄弟到君臣的转变，往往也是坐定了江山之后的事。刘邦刚做皇帝时，那些一起打江山的老兄弟还在朝堂上喝酒打闹。
当一场“运动”得势之后，各路世故的专业精英才会纷纷加入。也就是说，一场运动的造就者常常是毫无经验的人，专业人才的加入则更像是一种“投机”，意味整个运动的热情冷却。带有运动色彩的组织会慢慢变为实务组织，层级分明，制度清晰。
在商业世界同样如此，当需要经理人和高级技术人才大量加入的时候，正是这家公司从急遽扩张的得势走向稳健大公司的阶段。当公司发展减速时，创始人往往才会祭出“初心”，呼唤创业精神。
在工业社会以及之前的农业社会，实务组织（practicalorganization）和社群（community）泾渭分明，而在信息社会则很难分清。所谓实务组织，就是包括家庭关系、同学关系和由生产分工合作而生成的关系；社群则是基于某种价值观成立的组织。比如一个香港人，既是一家海鲜店的老板，也是某个社团的成员。在过去，社群的扩大要求成员自我牺牲，也必然冲击实务组织的利益，尤其是家族。
中国从20世纪的一盘散沙状态中走出来，得益于屡次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比如抗日运动就唤醒了一个民族的国家意识，让人们空前团结。每次运动，都是对大家族制度的解纽，也为下次运动生产了大量个体化的人。最终，中国和美国社会一样，都变成了小家庭制，也走进了现代社会。可以说，中国当下发生类似美国的商业浪潮与此不无关系。
信息社会的企业组织，也常常希望从社群中获得凝聚力和成长的势能。当下，由于有了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人们参与社群活动的难度也大大降低了。和工业时代的企业不同，如今很多企业更多地带有了社群色彩。
所谓社群，就是以共同的价值观构建的组织，宗教、政治团体、兴趣小组等等。正因为有了价值观的加持，有了改变世界的愿景，才使得一些企业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巨人，这在工业大生产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当下的各种创业学习、远足探险、心灵净化的社群，对于企业主们也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一个很大原因在于，个体的人不可避免要面对孤独的自我，而价值观相似的人组成社群，能够带来被理解和被关心的感觉。这种慰藉常常是无法从没有创业经历的人那里获得。
查尔斯·沃格提出了七个原则，帮助人们来理解和思考如何经营社群：1.界限（成员和外人之间的分界线）、2.入会（标志新成员的活动）、3.仪式（所进行的有意义的活动）、4.“神殿”（一个专门为社群留出的地方）、5.故事（为了让他人和自己了解价值观而分享的内容）、6.符号（代表所重视的理念和物品）和7.内圈（在社群中的成长升级路径）。
观察青少年的心理，通常具有这样一些特征：强烈的孤独感、对当下的轻视和不满、对未来的热望、对意义的看重……建立在这些心理状态之上的行为，比如狂热的集体追星，常为理性的成年人所不解。因此不妨做个类比：青少年的感性可以类比公众的热情，而成年人的世故更像是一个个体的理性和坚强。
米兰·昆德拉说过：“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那么，到底选择什么？是重还是轻？”
“是重还是轻？”身处激荡的时代，社群的浪潮，这也是每一个人需要做出的选择。
共享汽车途歌涉嫌非法营运：出事故或推卸责任
共享汽车途歌涉嫌非法营运：出事故或推卸责任
来源:北京商报(北京)
（原标题：途歌顶着“非营运”资质上路）
“无证上路”风波尚未平息，涉嫌非法营运又将共享汽车推向风口浪尖。北京商报日前刊发共享汽车EZZY车辆无机动车行驶证违法上路一文引发广泛关注。北京商报记者独家调查发现，共享汽车品牌途歌涉嫌非法营运。该品牌提供的共享车辆部分性质为“非营运”，我国相关法律明确禁止非营运车辆从事营运活动。对此，途歌方回应称该品牌旗下车辆合法合规，不了解关于车辆性质登记的问题。与途歌合作的租赁公司回应称，公司车辆性质为非营运，是合法行为，消费者用车出现问题途歌平台为第一责任方，途歌平台与租赁公司“踢皮球”为逐渐升温的共享汽车市场埋下隐患。
“非营运”车辆上路
共享汽车在蓬勃发展的同时，行业乱象不可忽视。共享汽车平台EZZY旗下车辆“无证上路”只是该市场乱象的冰山一角。有消费者向北京商报记者反映称，共享汽车品牌途歌使用“非营运”性质车辆从事共享汽车运营。北京商报记者进行多方调查发现，途歌平台旗下车辆均由多个租赁公司提供，其中，北京中远大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车辆性质登记为“租赁”，中国租赁有限公司北京兴华公司、北京航天平安汽车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北京电信发展有限公司的车辆性质均登记为“非营运”。
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非营运性质的机动车从事运营属违法行为。对此，途歌方面回应称，不了解关于车辆性质登记的问题，但是该品牌使用的车辆均是从正规租赁公司租赁而来，证件、保险齐全，属于合法合规车辆。
与途歌平台合作的北京电信发展有限公司客服回应称，该公司从事汽车租赁业务通过国家法律以及资质认证，车辆性质登记为“非营运”属合法行为，该公司将车辆合法租给任何个人或者平台，承租方从事的活动不在该公司的责任权限内。
北京航天平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客服向北京商报记者解释称，该公司确实与途歌方面有合作，但是车辆性质登记为非营运是合法行为，如果消费者在用车过程中出现问题，途歌方是第一责任人，应与途歌方面协商。上述解释似乎与相关法律法规并不相符。
律师认为违法
分时租赁行业的不断发展，对于该行业的探讨也不断深入，而如何定义共享汽车车辆性质却成为盲区。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院公路发展中心副主任王浩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最近出台的汽车租赁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运营车辆要按照相关法规到公安机关办理登记，并执行相关的安全技术检验和报废标准。租赁行业的汽车需按照标准登记成租赁性质，即营运性质车辆才能进行租赁。分时租赁作为新业态也属于租赁行业的分支，因此，车辆性质也应该登记为租赁。目前汽车租赁市场中的汽车性质登记为非营运，主要是因为企业考虑到保险、车辆报废等问题，需要减少成本和保险费用。这样的行为与指导意见是相违背的。
知名律师谢丹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非营运车辆从事营运活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以及当地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根据2016年2月6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安全隐患显现
北京商报记者从途歌官网了解到，途歌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汽车共享出行平台，采用分钟计费、自助租车、随地还车的运营模式。据途歌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途歌在北京市场共投入车辆2000台左右，注册用户已达到百万量级。尽管目前途歌的发展正在稳步上升，但是其中的安全隐患却不容忽视。
谢丹表示，非营运车辆用在营运上将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同时会增加保险公司不赔付的概率。虽然这些非营运车辆不是共享汽车公司自有的车辆，但是共享汽车公司应负一定责任。共享汽车公司作为汽车运营管理的平台公司，在用户与车企之间起到的是撮合作用。消费者基于对共享汽车平台的信任使用车辆，并建立起一个租赁协议。从法律关系来说，合同具有相对性，如果顾客在使用这一非营运车辆时出了事故，平台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第一责任人。
王浩表示，分时租赁作为新的业态，需要一段时间来观察利弊。就目前看来，非营运车辆从事经营性活动，对消费者、共享汽车公司都会产生一定影响。目前共享汽车市场上的汽车登记为非营运车辆，对车辆保养、维修等问题没有严格要求，导致车辆性能得不到保障，这就使消费者承担一定的风险。如果发生交通意外，由于车主使用非营运车辆从事营运行为，可能出现保险公司拒赔的情况。
王浩称，目前租车方和承租方作为市场关系中的主体，主要是靠合同约束，承租人在注册和办理合同时要看好保险和责任条款方面的要求，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运营成本高企
除了面对“提供非营运性质车辆是否合法”的争议，途歌在共享汽车市场上的发展亦是“喜忧参半”。随时随地取还车、“亲民”的价格让途歌在共享汽车市场占据了一定优势，用户迅速达到了百万级。但运营成本高是共享汽车品牌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据途歌负责人介绍，途歌的运营成本主要在两方面，这主要源于该品牌的两种停取车模式。途歌在运营城市中的不同地点设置电子围栏，用户可到电子围栏中取车，用车结束后再开回到电子围栏中。这种停取车的方式需要后台人员的操控，会增加部分运营成本。
除电子围栏停取车模式外，途歌在北京六环内推出任意地点取还车服务，用车结束后将车停在任一合法停车点即可。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用户会将共享汽车开到一些较偏的地区，导致无人接力使用。途歌相关负责人称，遇到这种情况，公司会通过智能筛选，派人到该地区开回车辆，会消耗一些运营成本。但是从目前来看，80%的车辆都能够被接力使用，因此这带来的运营成本压力也相对较小。
互联网分析师于斌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运营成本大是共享汽车行业发展面临的重要难题，主要体现在车辆采购、汽车保养、停车位、人员运营以及加油费等一些费用上。与共享单车相比，共享汽车从采购到维护都需要更大成本，再加上大批量订购停车位的需要，企业本身耗费的运营成本非常大。如果用户体验较差，又将会给企业增加人员运营的压力，因此企业在运营方面很难降低成本。除此以外，高额的运营成本让共享汽车企业无法给用户做更多的补贴或者优惠，导致企业之间进行价格竞争的余地很小。
北京商报产经新闻调查小组
本文来源：北京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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