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肺炎的斗争：一场持久战
来源：科普中央厨房|北京科技报
新媒体编辑/陈炫之整理/
记者李鹏图文编辑/陈永杰撰文/甄橙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这对人类构成巨大威胁。其实纵观历史，人类与肺炎的战争一直贯穿于人类发展的全过程。
2003年曾经席卷全球的SARS病毒肺炎，和当下暴发于武汉的新冠肺炎，让肺炎这种对人类具有巨大威胁性的疾病，为无数的人所关注和重视。人类与肺炎的战争历史很久远，甚至贯穿于人类发展的全过程。
▍古典时代：肺炎被作为一种单独疾病
肺炎被作为一种单独的疾病，并建立起一套较为系统性的诊断方法，要归功于西方“医学之父”、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
希波克拉底对肺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将带有胸部疼痛症状的疾病归入“肺周围炎”的诊断范畴，并通过观察发现了其发病症状：“急性发烧，胸部单侧或双侧疼痛，呼吸时伴随疼痛、咳嗽、咳痰且痰中带血或呈青灰色，稀薄痰或泡沫痰，或者其他异于常人的症状。”这意味着通过这些病征，希波克拉底建立了对肺周围炎的临床诊断标准，虽然这种标准仅仅建立在对疾病表征的观察上，但在缺乏医学检验技术的古代社会，已经显得难能可贵。
希波克拉底还进一步对肺周围炎的病情发展做了观察：“当病情发展到高峰时，如果不服用泻药通便，将有生命危险，而且如果有呼吸困难、尿液量少且带刺激性气味、颈部及头部出汗等症状，这说明病情很不乐观，尤其这种排汗是有害的，因为其往往伴随着窒息感、肺部啰音，说明疾病在与人体的斗争中开始占据上风;除非大量浑浊的尿液排出，或是咳出的痰呈现出像脓液一样的混合状;当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自发发生时，都说明疾病将康复。”
继希波克拉底之后，古罗马统治时期的希腊医师克劳迪乌斯·盖伦和阿雷提乌斯也对肺炎的认知做出了贡献：前者在解剖学基础上发现了肺炎和胸膜炎之间存在差异;后者更大的贡献是发现了胸膜感染与呼吸疼痛之间存在联系。
▍中世纪时期：发现肺炎会迅速致命
到了中世纪，欧洲学者在区分肺炎和胸膜炎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虽然许多时候他们仍然将两者混淆于希波克拉底“肺周围炎”的概念之下，但有人已经发现两者间存在区别。
11世纪时，意大利医师加里蓬图斯认为肺炎比胸膜炎更严重，也更加凶险，“肺炎会迅速致命，因为肺脏的实质性伤害无法通过肺腔内新鲜空气的呼吸循环来恢复”。意大利一位叫做米歇尔·萨沃纳罗拉的宫廷医生对肺炎的探索也做出重要的贡献，他在1440年3月发生在帕多瓦城的一场肺炎瘟疫的研究中，首次发现了“肺周围炎”具有较强的传染性。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当时流行的应该是一种传染性肺炎。
▍文艺复兴时期：证明肺脏在肺循环中的作用
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使科学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思想解放和人文主义对“人”本身的关注，促进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基础医学的发展，也为后来对肺炎的认识提供了现代医学的基础。
17世纪的意大利解剖学家、医生马尔比基因双亲死于1648年的一场流行病，这促进了他在医学领域中的建树。马尔比基主张利用实验了解人体和动物的解剖结构，大约在17世纪40年代，他开始从事解剖学研究及显微观察，他的最大功绩是证明了在血液的肺循环中肺脏发挥的作用，包括发现了连接肺静脉和肺动脉之间的毛细血管，为后续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奠定了他在显微解剖学领域的权威地位。
100年以后，病理解剖学的开创者——意大利的莫尔干尼根据多年的尸体解剖经验，发现肺炎患者的肺脏不仅存在炎症，肺脏组织也发生了实质性改变，质地变得坚实，出现了胸膜粘连。在莫尔干尼研究的基础上，1793年英国医学家马修·贝利进一步发现肺炎患者的肺脏呈现出肝样变特征，并进一步将病理解剖结果与临床现象结合进行分析。
▍现代肺炎概念的奠定
17-18世纪时，荷兰医学家西德纳姆注意到“肺周围炎”侵犯肺实质的范围更广泛。约翰·赫胥姆在《论热病》一书书中谈到了胸膜炎、胸膜肺周围炎、假肺周围炎和肺周围炎的区别。
1709年荷兰解剖学家、化学家和医生赫尔曼·布尔哈未在《理解和治疗疾病的箴言》中最早对大叶肺炎和小叶肺炎做出了区分。
19世纪初，肺炎的临床诊断经历了革命性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叩诊法的产生和听诊器的发明。1806年法国医生雷奈克从孩童的游戏中受到启发，根据固体能够传播声波的原理，发明了最早的听诊器，极大地便利了胸部疾病的诊断。
在疾病的分类上，雷奈克澄清了胸膜炎和肺炎的区别，认为胸膜炎是胸肋骨的炎症，不是过去认为的“肺组织的疾病”，胸膜炎并未侵犯肺组织。这就使自希波克拉底以来，长达两千余年混淆不清的胸膜炎和肺炎的关系彻底厘清。
▍治疗肺炎，从放血和催吐到金鸡纳树皮
古希腊时代对于肺炎的治疗较为原始，主要分为放血和催吐两种。希波克拉底提出的四体液理论认为，如果构成身体的4种体液成分——血液、黏液、黄胆汁、黑胆汁发生变化，身体就会出现疾病，因此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放血疗法。这种方法自希波克拉底时代开始，一直到19世纪中叶仍被采用。
希波克拉底认为，对于“肺周围炎”患者，疼痛越剧烈越可以大量放血，这样可以减轻疼痛。催吐疗法也是古代常用的治疗方法，吐根和锑的混合物是最常见的催吐剂。
希波克拉底对疾病的治疗强调提高病人自身治愈力的原则，主张不要干涉病人的自愈过程，医生只是在适当的时机予以帮助。这和现代提高患者自身免疫力的理念十分相似。
欧洲医生继承了希波克拉底的体液论学说。除了放血和催吐疗法以外，还使用发汗疗法和退热疗法。此外，他们还指出患者要按时休息、注意饮食营养摄入、呼吸新鲜空气、避免剧烈运动，尤其强调冬季在肺病患者的病房要安置供暖设备，确保患者能够呼吸到温暖的空气。这些措施从现代医学角度看来，也是很有意义的。
18世纪上半叶，英国医生约翰·赫胥姆通过定期观察肺炎患者在不同阶段的血样，以此确定病程和治疗方法。他主要使用一种自制的、命名为“赫胥姆酊剂”的金鸡纳混合酊剂来治疗肺炎。金鸡纳树皮本来是秘鲁印第安人秘传的治疗疟疾等发热疾病的土著药物，17世纪上半叶被西班牙殖民者带到欧洲，作为当时的“神药”，一直被一些医生用于肺炎的治疗中。不过，赫胥姆医生的“赫胥姆酊剂”只是含有金鸡纳树皮粉末的酒溶液，和中国的药酒有些类似。1826年，法国药师佩雷蒂尔和卡文顿从金鸡纳树皮中提取出奎宁，使之成为有现代科学根据的治疟疾药。100多年以后，1944年化学合成的奎宁问世。但那时奎宁已经不是治疗肺炎的主要药物了。
▍显微镜时代：肺炎研究进入微观层面
19世纪的后30年，随着显微镜技术的进步，西方微生物学飞速发展，许多致病细菌开始被发现，人类对肺炎的研究进入微观层面，临床医生开始对肺炎做出病原学诊断。
1875年德国微生物学者埃德温·克雷伯首次在肺炎患者的呼吸道中发现了细菌，之后这种细菌被命名为克雷伯氏菌。1881年法国医学家路易斯·巴斯德与美国陆军军医斯滕伯格几乎同时成功地从患者痰液中分离出了肺炎链球菌。但到此时肺炎和细菌的关系仍不明确。
1882年，德国医学家卡尔·弗雷德兰德检测了超过50例肺炎病例样本，发现肺炎患者的体内常常出现有荚膜的球菌，后来证实这种细菌是肺炎的致病元凶之一。1892年波兰细菌学家菲费尔在流感大流行时，首先从流感患者鼻咽部位分离到嗜血杆菌，后来被证明该细菌也会导致肺炎的发生。
20世纪以后，随着显微镜技术的显著进步，比细菌更小的微生物逐渐进入医学家的视野。1909年，美国病理学家霍华德·立克次在研究洛基山斑疹热时，发现了一种介于细菌与病毒之间，后被命名为立克次氏体属的微生物。自此以后，立克次氏体肺炎也进入了人类的视野。
人类看清病毒的面目还是在20世纪30年代电子显微镜发明以后。1931年，第一种烟草花叶病毒被发现，1933年英国医生发现A型流感病毒，1940年美国医生发现了B型流感病毒，不久C型流感病毒也被发现。在研究的过程中，很多科学家们逐步认识到流感病毒也是流行性肺炎的罪魁祸首。
抗生素时代：细菌性肺炎得到有效遏制
随着抗生素和磺胺药物的发现，针对细菌性肺炎的治疗取得了革命性的发展。1928年英国医药学家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1938年英国牛津大学病理学系主任弗洛里和旅英的德国生物化学家钱恩合作，一起解决了青霉素的提纯问题，自此青霉素开始逐渐应用于肺炎的治疗中。
此时，另外一种新发明的“神药”在治疗肺炎中大显神威。这就是1932年德国微生物学家格哈德·多马克人工合成的第一种磺胺类抗菌药物——百浪多息。据统计1935年至1937年间，磺胺药未广泛使用之前，肺炎的死亡率为20%，1939年至1942年间，磺胺药应用临床之后肺炎的死亡率下降到3.9%，平均病程从38日缩短到27日。
近百年以来，尽管人类对病毒的认知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但是对于很多病毒引发的重症肺炎依旧缺乏针对性的治疗策略。虽然20世纪后期，奥司他韦、扎那米韦、利巴韦林等一批抗病毒药物开始投入临床，但是由于新型病毒不断改头换面，人类应对新型肺炎的诊断和治疗一直还在荆棘丛中摸索。
进入本世纪以来，SARS病毒、MERS病毒以及这次的新冠病毒等引发的重症肺炎，让病毒学家、医学家们意识到应对威胁性病毒肺炎的紧迫性。不管是相关药物还是疫苗的开发，都需要加快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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