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债累累的90后，有没有借贷自由？
文/薛洪言
来源：苏宁财富资讯
“90后的你，负债多少?”
这是知乎上的一个提问，2.2万人关注，2530万次浏览，7300多人作答。
问题后面附带一个投票，3800人参与，44%的人选择0负债，21%的人负债1万以内，当然，也有18%的人负债十万以上。
只看投票结果，我们还能理性地得出结论，年轻人负债整体可控，过度负债仍是少数;但若浏览热门回答，过度负债答主们的个中心酸、曲折滋味，作为从业者也难免要质疑借贷的合理性了。
年轻人借不到钱时，我们批评银行不作为，放贷不积极，我们强调借款是一种权利;年轻人借了太多钱时，我们又反思金融机构太激进，一心只想着赚钱，也不看看借款人有没有还款能力。
怎么好话都让“我们”说了——一会儿强调借贷是一种权利，另一会儿又批评并非每个人都享有借贷的权利。
并非“我们”善变，而是矛盾的心态，对应的往往是复杂的问题。比如借贷自由，就是个复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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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钱的无止境追求和借贷意识的觉醒被视作现代资本主义的萌芽。18世纪，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这么劝诫当时的美国人：
“金钱的本质就是增值。钱能生钱，钱子能生钱孙。谁要是杀死了一头母猪，就等于杀死了它所能繁衍的成千头猪;谁要是浪费了五先令，就等于谋杀了它所能产出的一切——不计其数的钱。……切记，借贷就是金钱。如果有人借钱给我，就是把这段时间中我用这笔钱赚的钱送给了我。”
作为美国开国三杰之一，富兰克林说出这些话时，背后不是商人对金钱的贪婪，而是政治家对一种新的生活准则的倡导。
就当时的美国民众来看，劳动并非劳动者的“天职”或“义务”，只是谋生的手段;企业家追求盈利是受道德拷问的，因为“追求超过自身需要的物质利益”，有违宗教教义。
在这种生活准则下，大家工作只是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而非追求金钱本身。如果一天的生活成本是100元，5个小时挣够100元就够了，很少有人愿意工作10小时挣200元。一如我们看当前非洲、东南亚等一些地区的劳动者，干一个月，玩两个月，钱花完了接着再找工作，就是这个状态。即便是企业家，也是“佛系”经营、“佛系”竞争，每天工作五六个小时，下班后和竞争对手们还能一起喝茶聊天，聊聊人生。
这种生活理念本身没有问题，却会导致工厂招不到合格的工人，也缺乏激励工人干活的手段，不利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富兰克林对新生活理念的提倡，虽然在当时被守旧派指责为“从牛身上榨油，从人身上榨钱”，但对推动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却有重要意义。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把富兰克林提倡的这些准则追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核——以职业的精神，系统地、合理地追求合法利润。
当然，富兰克林一人的倡导无力改变人们的生活理念，更核心的力量是宗教改革带来的观念转变。当时，新兴的宗教改革家认为，信徒劳作的目的是增贷仍在起步阶段，信贷承接力有限，面对个人加杠杆的快速提升，只能空中加油，无法停车检修：即一边要维持个人贷款的正常增速(变超速增长为正常增长，以确保整体信贷增速与GDP增长的适配性);一边着力调结构、控利率，压降高风险群体的借贷规模。
于是，高风险借贷群体，成为居民高杠杆下所有压力的集中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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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压高风险借贷群体，很得人心：得C端借款人维护，因为人人觉得自己低风险;得持牌机构维护，反正也不是它们的目标客群;得舆论媒体维护，那些报道多时的暴力催收高利贷新闻，终于有了说法。
利益受损的，不过是无证放贷机构，不过是高利贷、套路贷分子，可是别忘了，还有那些被贴上高风险标签的用户。
金融机构不是福利组织，不负有救济高风险用户的责任，这一点慢慢成为共识。问题是，风险高低，定义权掌握在金融机构手里。你觉得风险低不重要，金融机构觉得你风险低才重要，不要你觉得，要金融机构觉得。
用户风险状况是一种客观现实，金融机构风险识别则是主观判断，主观判断一定能契合客户现实吗?显然不是这样。
犹记得几年前，在商业银行眼中，只有公务员、央企员工、代发薪用户、有房一族等寥寥几类人是低风险用户，其他用户一律归为高风险，恕不招待。结果是什么呢?70%以上的用户都被银行贴上了高风险的标签(如2015年央行征信有信贷记录人口占比为26%左右)。
现在情况好了很多，那是因为一大批互联网机构、小贷公司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当时的所谓“高风险群体”积极探索、主动服务，变无贷户为有贷户，变“高风险用户”为“低风险用户”。在这个过程中，用户本身也许没有变化，只是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能力提高了，有能力把真正的好用户挑出来。
可挑选的前提是得让金融机构去接触这些高风险用户，风险识别能力需要在实践中锻炼，在失败中成长。所以，当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把高风险群体拒之门外时，谁来帮那些被贴上高风险标签的低风险客群撕掉标签呢?
好在，金融本就是受调控行业。我更愿意相信，此时对高风险群体关上大门，只是基于调控需求，为了在行驶中维修车辆，待特定群体的高杠杆风险解除后，我们会把关上的大门重新开启，鼓励金融机构服务高风险群体，慢慢撕掉贴在高风险群体身上的高风险标签，这才是普惠金融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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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马克斯·韦伯感叹道：
“民族或宗教的少数派，即和统治者相对的被统治者集团，由于其自愿或非自愿地被排除在政治团体之外，更容易倾向于投身于营利的道路上，其具有天赋的成员，没有机会出任国家公职，只能在经济领域内实现其野心。近两千年来的犹太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同样的，被剥夺借贷自由的“高风险群体”，被排除在正规持牌机构的视野之外，他们的借贷需求只能转向地下高利贷，直至变成真正的高风险群体。
我想，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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